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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寺一景（图片由宝丰县文广局提供）

香山寺的《大悲菩萨传》碑（图片由宝丰县文广局提供）

《马街火神庙留养杨树碑记》（图片由宝丰县文广局提供）

宝丰马街火神庙祭祀现场（图片由宝丰县文广局提供）

　　寺庙碑刻，由来已久。纵观我国各地，尤其是古寺名刹，几乎都有碑刻的历史与记载。千百年来，古寺和民居重修、易改了数次，唯有石刻经像、碑记保留至今。一个民间传说的考证、一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寻觅、一地人文素养的窥见，一块千年、百年前的石刻碑记往往会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通过对碑刻的寻觅与考察，从三个方面重新认识了宝丰文化：唐道宣以前，宝丰民间的妙善传说为“道宣口授”的根源，这两者为后来蒋之奇本的《大悲菩萨传》奠定了基础；清乾嘉时期，宝丰酒业繁荣，执业者对公益事业非常慷慨和关注；马街董恭诸君“各出己资如树价，给买主”，使得火神庙前的参天古杨得以存活，保护了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生态。

——编者语

　　1.唐道宣以前，宝丰民间的妙善传说是怎样的？

　　香山寺现存《大悲菩萨传》碑所记汉化观音得道证果之本生故事，系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汝州知州蒋之奇根据《香山大悲菩萨传》勘俚润色而成，而《香山大悲菩萨传》由中国佛教律宗创始人唐朝道宣大师口授、弟子义常记录撰写。

　　《香山大悲菩萨传》中，把汉化观音的“前缘”妙善之出生地和得道地作了明确地理定位：大的地理方位参照是“嵩岳”，“嵩岳之南二百余里，有三山并列，其中为香山”；小的地理方位参照是“龙山”“小龙山”，“妙善既以神力摄至龙山之下，山神化为老人。妙善曰：‘此名何山？’‘龙山也。龙居此山，故以名之。’‘此去西岭若何？’‘亦龙所居，是故谓之小龙山。惟二山之中，有一小岭号曰香山”；妙善的出生地“父城”在“香山之东北”，得道证果地在“香山”。这些地理方位集中指向宝丰境域。

　　然而，当今海内外的权威汉化观音研究者，如著有《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的英国汉学家杜德桥、著有《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教授于君方、著有《万里寻碑记》的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赖瑞和、著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的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利安等，无不置疑“道宣口授”“义常记录”的真实存在，而认为蒋之奇的文字为“该故事的真正开端”，“这传说与宝丰发生关联，是从北宋开始的”。究竟宝丰地区在北宋蒋之奇以前，乃至唐道宣以前，有没有与本地关系密切的妙善传说呢？宝丰西北某村存世的《重修西方寺碑记》揭开了这个谜底。

　　据《重修西方寺碑记》落款记载，此碑刻立于“大周天册万岁元年岁次乙未九月十九日”。“大周”是武则天称帝所用的国号；“天册万岁”是武则天在帝位期间所使用的第六个年号，这个年号自“证圣”元年九月一日改称，用至十二月底，使用了四个月整；这一年的干支纪年为“乙未”，公元纪年为“695年”。

　　刻立此碑者为西方寺“住持玄通、师弟玄济、徒梵净”，其称：“今吾师徒，尝译梵文经论，与上悖见，受逐流迁，足尘八两，面垢半斤，四顾不容，飘摇于此。”此碑刻立时间晚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春“道宣在长安终南山灵感寺戒坛感天神来谈观音大士肉身降迹香山因缘”28年，早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弟子义常将道宣大师生前口授内容追记成《香山大悲菩萨传》4年。也就是说，《重修西方寺碑记》刻立之时晚于“道宣口授”28年，早于“义常记录”4年。此时，道宣口授本“观音大士肉身降迹香山因缘” 尚不可能在民间广泛传播，因而民间相传的妙善传说具有原生态性。

　　“道宣口授”之前的妙善传说是什么样子？与宝丰地区有没有关联？《重修西方寺碑记》载：“土传曰：玄冥老聃道于函谷，西方伯纳徒于汝阴。伯所纳者，今观音菩萨也。观音者，得道前乃庄王之女妙善也。幼被离苦，几致废道，见容于伯。善尝葬蟬，伯知其佛性，纳之传法。善果证道，号观音菩萨。”“土传曰”即民间相传。“西方伯”“西伯”，窃以为指佛教创始人，即佛祖释迦牟尼。“汝阴”指汝水南岸地方，即后来的宝丰地区。宝丰地区位于汝水之南，按古代地名生成规律，水北谓“阳”，水南谓“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版本的妙善传说不仅将妙善出生地、成道地放在了宝丰地区；而且“观音者，得道前乃庄王之女妙善也”，称“庄王”不称“妙庄严王”“妙庄王”“苗庄王”；同时，用“幼被离苦，几致废道”高度概括妙善坚持修行所遭遇的磨难。这些都明显表现出其为“道宣口授”的根源。而妙善作为佛祖释迦牟尼所纳徒，“伯所纳徒也”“见容于伯”，以及“善尝葬蟬，伯知其佛性，纳之传法”，则被《香山大悲菩萨传》所舍弃，而将儒家孝道观融入其中。

　　由此而知，一、“道宣口授”之前的妙善传说，已将“汝阴”即汝水以南地区（今宝丰地区）作为汉化观音的原生地；二、“道宣口授”之前的妙善传说，虽赋予了汉化观音以极高的宗教地位——妙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直接传法弟子，且将“西方伯纳徒于汝阴”与道祖老子的“玄冥老聃道于函谷”相提并论，但残留着比附天竺的生搬硬造痕迹；三、从有明确地理位置和崇拜意义的佛祖弟子，过渡到以孝道之价值为力量源泉，且具普遍吸引力的完整故事情节，是天竺佛教观音持续汉化的结果。由此可以证明，蒋之奇的《大悲菩萨传》不是一蹴而就的，“道宣口授”妙善传说这个环节不是子虚乌有的。应该说，正是有了“道宣口授”对原生态妙善传说明显生搬硬造地消磨和加工，才使得蒋之奇本《大悲菩萨传》进一步打磨到高度完美的程度。